孙宇晨。
张天一。
郭列。
一直以来，脑残好像成了九零后的标签。
然而，在今年的网上创业潮中，一些九零后创业人士却说：I dont care，他们甚至都无需被理解。
他们信奉：技术宅、向巨头挑战、自黑却不怕黑，他们感觉致青春太土了，本来就没什么单纯的东西。
他们对70后、八零后的集体回忆不感冒。
不论是硕粉哥张天1、脸萌掌门郭列，还是北大海归孙宇晨，他们在解释九零后的理想主义：创业未必要做非常大的事情，是对理想的追求，对细节的不在乎。
文、图／本报记者杜安娜 实习生刘璇 付勤云 张文昌 孙宇晨 从北大到沃顿商学院到创业 戴着谷歌眼镜的孙宇晨感觉自己如此非常酷。
甚至对装逼范儿的炮轰，也毫不在乎地说：Dont care（我不在乎）。
1990年生的他是锐波科技的开创者兼CEO，美国Ripple Labs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他说我们的野心是想构建一个新的价值互联网。
回国创业新支付系统 广州日报：你回国创建锐波公司，主要干什么？ 孙宇晨：Ripple labs设计了一个Ripple协议，试图让不同货币自由、免费、零延时地汇兑，创造了一个价值互联网支持的去中心化的支付体系。
譬如，目前国际电汇大概要2到3个工作日，手续费高。
而用比特币可能一个小时，但在锐波互联网大概3到5秒。
大家做的就是尽快把这套协议在中国当地化。
广州日报：假如能推行，国际小额汇款能在网上完成么？ 孙宇晨：我期望是如此，但需要银行配合。
从三本生到沃顿商学院 广州日报：你一路走来都是佼佼者？ 孙宇晨：其实我以前学习成绩非常差，在惠州念书，读到高中二年级成绩都非常差，在三本左右徘徊。
高中三年级用了一年时间，从300多分，上升到650分，翻了一倍。
高中二年级时，我得了第九届新定义作文一等奖，也是靠那个获得北大的20分加分。
我感觉长期生活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个人的自尊心被压抑了。
不少人都感觉你不可以，弱爆了。
虽然我得了新定义一等奖，但高考考试作文分数还是非常低（笑）。
广州日报：大学之后呢？ 孙宇晨：后来我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又转系到历史系。
在北大期间发生两件事：我选北大学生会主席，由于我提出了一些改革策略，譬如直选，后来就被叫停。
第二件事就是，北大推行会商制，把每一个学生进行等级，分批进行治疗。
我当时就批评了这个事，上了《亚洲周刊》的封面。
广州日报：大学毕业之后做了哪些？ 孙宇晨：2011年，我大四毕业后，去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我的导师是沃顿商学院研究中国公司最有名的教授Marshall Meyer。
柳传志都是他的学生。
从美国回来后，在中金实习，然后去美国工作，后来我就携带ripple回国了。
其间，我投资了比特币、特斯拉等。
九零后的标签是无情 广州日报：你感觉九零后的标签是什么？ 孙宇晨：我感觉九零后是比较无情的。
譬如说70后、八零后遇见一个商品不好，不会去找老板提建议，勉为其难用一下。
就像张天一说他的爸爸妈妈很困难，早晨5点就起来做煎饼果子。
但绝大部分九零后会感觉：滚你丫的，做这么烂，走。
根本不会给你面子，是完全残酷的市场经济淘汰法则。
广州日报：你们如何看张天一卖米粉？ 孙宇晨：几年前当时有校友去卖猪肉了，让人笑话。
但目前张天一卖米粉，就无人在乎了，甚至成为一种标杆性行为。
大伙观念变化非常大。
郭列 给大公司打工只不过被分配任务 郭列是穿着一身黑色T恤，夹趾拖鞋，刘海长得差点要盖过双眼的消瘦男生。
说起话来，略低着头，声音温顺。
他是一周内新增用户2000万，最多一天新增500万用户，App排名过去第一的脸萌的掌门人。
他的公司现在已确定数千万A轮筹资，9名九零后团队创造了估值过亿。
从学渣到挑战杯总决赛 广州日报：谈一谈你的成功？ 郭列：不复杂，学习不太好。
高中青春叛逆期，我喜欢古惑仔，感觉非常酷，当时也非常脑残。
不是特别听话，还打过两次架，第二次较紧急，人家报警，自己也满十八岁了，班主任在操场哭。
我想，打架我都没哭，班主任哭什么，我非常感动，也非常自责。
当时有想过需不需要辍学，但班主任说非常看好我，家人也没怪我。
我很感动，感觉如何会有如此的班主任和父母。
后来，我给自己定目的，期望为他们考一个很大学，不是为我一个人。
天天早晨5点半起床，晚上12点半睡觉，把手机一关，整整一年，我从一个学渣慢慢逆袭。
广州日报：顺利考上大学后呢？ 郭列：非常迷茫。
我曾给班里同学写邮件，说不计划做本专业，上课看不到我不要太想我，目前想起来挺傻。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做挑战杯创业赛的学长，他的历程，吸引我去尝试创业比赛。
我从一个人开始，到处贴传单、找人，整整一年。
当时目的是期望从100多所学校中，走到全国总决赛。
一年后，大家成功地闯入了全国总决赛，在上海被其他学校PK掉了。
这个旅程让我感觉创业非常不错玩，跟团队在一块非常高兴。
创业瘦得让爸爸妈妈感觉像吸毒 广州日报：你还在腾讯工作过一段时间，为何离职了？ 郭列：当时，我对进到腾讯的憧憬是，应该是像目前这个样子，拿着麦克风跟大伙介绍我的商品。
但腾讯有2万人，你只不过其中之一。
你有不少东西要学，更多的事是大伙分配给你的，这就会有点问题。
广州日报：自主创业是否比给人打工更有快感？ 郭列：其实，做完说说，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开始过苦日子了。
之前在腾讯，几百个同事，大伙每天玩得非常High，有不少活动、兴趣组、聚会。
创业后，一个人在家，像一个白痴，一块床走到客厅，整个房间只有你自己，有时变成有点儿像精神分裂，会自言自语。
另外，创业时发现钱不够用，要省着用，花6.5元吃两顿。
去年创业一年，从120斤瘦到了100斤。
其间，还要顶着爸爸妈妈的重压。
本来找到工作，父母非常高兴。
出来创业后，他们会非常担忧，有时回去穿得破破烂烂的，也非常瘦，他们感觉我像在外面吸毒。
广州日报：脸萌不可能永远是第一，目前玩的人也愈加少？ 郭列：每一个商品都有我们的使命，完成后无需对它有过高的预期。
其实它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包含大家目前连自己玩脸萌已经愈加少了，大家感觉它已经不可以让大家开心了，大家期望做让大家开心或者更好玩儿的一些事情，大家把整个创业当做一个过程，无论它成功或者失败，大家很享受这个过程，和一群人做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张天一 北大硕士也可卖米粉 一个北大法学硕士，卖米粉卖得风生水起。
在九零后CEO中，湖南常德米粉开创者张天一算是少有在传统范围闯荡的。
他说：卖米粉千万不要拿网络说事。
九零后、伏牛堂CEO、北大硕士卖米粉这三个标签让初出茅庐的创业家张天一一时间赚足了眼球。
都搞金融哪个来做实业 广州日报：6年法律专业为何会去创业卖米粉？ 张天1、读法律专业只不过一个偶然，继续读研更多的考虑是拿文凭。
硕士学的是金融法，同学大多去投行工作。
我在找工作过程中产生了两点困惑，大伙都去搞金融了，哪个来做实业？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困惑，大伙都想去从事那好工作，但有大量工作无人想去做。
大伙都想去好地方，但结果却是并非所有人都到了这个好地方，更可能是堵在路上。
这类困惑，加上身处异乡对家乡米粉的怀念，让我转行去餐饮市场。
广州日报：目前你是如何理解创业的？ 张天1、假如让我一个人写新闻标题，我就写创业就是一种修行、身价一个亿就出家。
其实对我而言，创业不是信仰，不是目的，而是一个过程。
像褚时健、柳传志这类人，这么高龄了还在工作，我相信不是为了财富，我信佛，我更愿说创业是一种修行。
网络提供创业机会 广州日报：你说卖米粉不要拿网络思维说事，但网络真的就没影响你吗？ 张天1、大家九零后，本就处于信息互联年代，这是大家的本能，由本能而上升到思维层次，我感觉非常搞笑。
网络代表了连接方法的改变，它改变了餐厅的辐射半径。
也就是由于网络，伏牛堂能打破传统餐饮市场地段的限制，在一流商圈，十流地方兴盛营业，甚至可以吸引外地湖南人开1～2个小时的车专程跑到大家店里吃米粉。
网络对九零后最大的意义在于：为大家四个一无所有些青年，在一无所有些时候，坚持做我们的机会。
在传统年代，四个孩子什么都没，还敢叫板现实，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点我感谢网络。
广州日报：餐饮是一个传统产业，伏牛堂将来会使用什么样的新模式经营？ 张天1、将来伏牛堂大概是一个云数据企业，在明确了解客户群是湖南人，大家会选择去挖掘一些湖南人的数据，制造一些湖南人需要的消费场景。
可能大概将来吃米粉是不收费的，而是通过消费场景去赚钱。
比如大家的制服，将来可能大家的店一半是米粉店，一半是服饰店，或许大概，或许不可能，我不了解。